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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家的故事——富特文格勒
今年是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逝世５０周年，不少唱片公司出版发行了有关他的历史录音的纪念专集，作为对一代指挥大师的怀念。国内外一些古典音乐的杂志还把他作为封面人物，用很大的篇幅对他的生平和指挥艺术做详细的介绍。的确，富特文格勒是２０世纪指挥家中绝无仅有的人物。他的非凡的音乐见解和音乐表现，他独特的指挥艺术风格以及对后代指挥家的巨大影响，他的深厚的文化修养与人格魅力，他给后世留下的录音遗产，包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殊经历，等等，所以这一切都富有传奇色彩。
１８８６年，富特文格勒出生在柏林一个有音乐修养的书香门第，童年时代，他的双亲离开柏林，他是在南巴伐利亚的乡下长大的。父亲是一位考古学家，早年的教育中就让富特文格勒了解了音乐和艺术史。其实富特文格勒最早学习的并不是指挥，在他小的时候，音乐学院还没有设立指挥系。他感兴趣的是音乐创作。７岁时，他写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显露了作曲方面的才华。他还学习小提琴和钢琴，以及音乐理论和作曲。在少年时代就立志成为一名作曲家，他的音乐才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的滋养。
在八岁时，他的家从柏林搬到慕尼黑。他父亲是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担任慕尼黑“古代雕塑博物馆”的主任。老富特文格勒在提根湖（TEGERNSEE）畔建了座木房子，威廉和他的弟弟就像斯巴达王国的少年英雄一样在此长大。他们是附近最早的滑雪者、最早的航海员。很显然，富特文格勒会成为一个作曲家，他写过歌曲、合唱曲和室内音乐，十二岁就开始学习作曲。他父亲把他领出学校，请私人教师教他，富特文格勒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考试。
他在给祖母的信中写道：“两周前，我写了首非常好听的赋格曲。要是我能在您生日前完成新的小提琴奏鸣曲，就会当礼物送给您。这可能是我到目前最好的一部作品。”
（富特文格勒自述）“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成为非常优秀的作曲家，我能写出非常优美的曲子。但如果我不够坚强，达不到我希望达到的目标，我知道自己就会成为最痛苦的人。”
十五岁时，富特文格勒写了两首长篇钢琴幻想曲。五十年后，在指挥过兴德米特（HINDEMITH）、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的作品之后，他仍然坚信有调性思维的优越性。与一个无调性的音乐家合作就如同穿过茂密的森林，路边，奇花异草吸引着我们，但我们不知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听众强烈感觉到自己直面大自然的基本元素。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调性音乐中，华彩段在坚实的三和弦基础上出现。紧张情绪的加强是为了呈现出生命的各种形式，并最终回到出发点。因此，调性音乐的每部伟大作品，虽然也让人兴奋，却能慢慢渗透出深深的、不可动摇的安宁，就像对神圣上帝的回忆。
１９岁的时候，富特文格勒在不莱斯劳一个歌剧院里担任排练指导，负责培训歌手和合唱团，后来担任助理指挥。１９０６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音乐会上首次担任指挥，从此走上了指挥艺术的道路。在慕尼黑的那场音乐会上，除了指挥贝多芬和布鲁克纳的作品外，富特文格勒还指挥了自己的第一交响曲的一个乐章。按道理，作为作曲家和指挥家的双重生涯的开端，应该是很开心的事， 但富特文格勒却很不情愿。他甚至说，当一名指挥家并不是他的愿望。
（富特文格勒自述）“我现在过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我几乎要出卖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为了生计而出卖我的灵魂。可是这不会发生的。今天我越是‘成功’ ，就越能尽早迈出我必须迈的那一步。”
我最初是个作曲家，后来成为指挥家纯粹是因为机会来临了，而我恰好又有这个天赋。我的作曲停过很长时间，但我总在坚持，尤其是在夏天。要想使作品意义深刻，作曲必须只来源于现在。在作曲时我不能借鉴我当指挥时的经验。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作曲家同时也是个演奏家，那会是个很大的优势。过去许多伟大的音乐家都是这样的。只是近年来，专业越分越细，以致于作曲家只是写乐谱。当指挥家也能作曲时人们就会表示惊讶。
富特文格勒崭露头角是在上个世纪的２０年代，那时他已经是德国主要的青年指挥家了。１９２2年，３6岁的富特文格勒接替尼基什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从此，开始了他指挥生涯的重要里程。
尼基什逝世之后，富特文格勒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指挥。沿着尼基什开创的道路，他带领柏林爱乐乐团继续进行欧洲巡演。
在富特文格勒带领柏林爱乐的最初几年，柏林以它博大的胸怀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勃兰登堡门前每天车水马龙。全世界的艺术家云集到此。１９３０年，五大著名指挥齐聚柏林：包括布鲁诺•瓦尔特、托斯卡尼尼、艾里希•克莱伯、科伦佩勒和富特文格勒。
富特文格勒以超凡的人格魅力，使柏林爱乐乐团迅速蜚声德国以及欧美国家。接连不断的巡回演出使乐团成功地打响了世界的知名度。３０年代是富特文格勒和乐团合作的鼎盛时期，他给柏林这个城市带来出色的音乐文化。乐团很多老艺术家后来回忆说，与富特文格勒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是终生难忘的。
之所以人们热爱富特文格勒，是因为他的爱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德国文化艺术，献给了他所热爱的贝多芬、布拉姆斯等德国作曲家。
（富特文格勒自述）一个人应该沉浸于一件艺术作品之中，这是个独立的世界，自生自灭，这个过程叫爱。它完全不同于“评价”或者“比较”。从爱的眼中只能看见无可比拟的，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种被作品一次又一次激发出的爱，才能使我们从整体去理解这件作品。而这个整体本身就是爱。尽管作品的每个部分都可以靠智慧去掌握，但这个整体只能用爱才可以去理解。
富特文格勒的指挥更多受到他的前辈尼基什的影响。他让乐团具有歌唱的本领，在他的带动下，乐团奏出的音乐充满了激情。似乎他指挥德国作曲家的作品更得心应手，他在演奏德国作曲家作品的时候尤其能够显示出一种宏伟与崇高的感觉。而且他对浪漫主义的音乐作品情有独中。也许他指挥中节奏的自由与他自由浪漫的情怀不无关系。而且，他的浪漫也感染了乐团和听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同时也有自己的生活，大师也不例外。在家里，富特文格勒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不爱热闹，喜欢自己散步，也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饮食起居尽量从简，不嗜烟酒，不注重衣着，也不在乎钱财。对爱情也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善于用音乐来解读爱情。也许，这正是指挥大师的与众不同。
爱情使人盲目。当面对像歌剧《魔弹射手》（FREISCHUTZ）这样无与伦比的爱情作品时，谁不会变得盲目呢？当然，有人会认为这部作品表达的意义太简单，资产阶级情调太重。他们认为在科学技术时代，在原子弹时代，那种天真幼稚毫无意义。同样这群人也无法理解民歌是怎么来的。其实，《魔弹射手》这样的作品能带给我们一种古老的、值得尊重的文化，回到我们孩提时代的纯真和欢乐。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我有个姐姐，那时已经是医生了，在柏林学习。她非常爱我，对我很好。她比我大七，八岁，对我无话不谈。我结婚后她常常在星期五过来吃饭。她和我丈夫也相处得很好。有一天，她说：“我恋爱了---别惊讶----我爱上了富特文格勒。”我对自己说，我的上帝，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那是1940年，她那时叫伊丽莎白•艾克曼，正在期待第四个孩子的出生。她姐姐玛丽娅和富特文格勒交往甚密。一天，早已搬到威斯巴登的伊丽莎白来到柏林玛丽娅家。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我来到玛丽娅家，她对我说：“你能来真好。今晚我要和富吃晚饭。” 他们都叫他“富”。克纳帕茨布许和富特文格勒，这两个名字太长了，大家就叫他们“克纳”和“富”。姐姐说：“吃饭时我带上你。”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富特文格勒。 他非常安静，而且非常害羞。 而我呢，因为终于又回到柏林，非常兴奋，我不停地说呀，说呀。然后我说我要告辞了。他问道：“你真的这么早就离开吗？”第二天，我对自己说：“我的上帝，你昨晚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话。”中午我见到玛丽娅，对她说：“我很抱歉，昨天我说得太多了。”她说：“不，富告诉我，你妹妹比你其他的女友更可爱。”
然后，伊丽莎白问玛丽娅，富是否打算娶她。他们在一起很久了，相处得很好，一起旅行……“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了”，玛丽娅回答说。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可是这个问题后来对我很重要。
1940年6月，伊丽莎白的丈夫死在战场上。认识富特文格勒的时候，伊丽莎白29岁。富特文格勒在１９２３年曾和丹麦人奇特拉•伦德结婚，但她们没有孩子。1941年8月，伊丽莎白又一次来拜访她的姐姐时，没有想到，在她的生活中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那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我姐姐让我换一下。我有一条蓝裤子，还有格子衬衣，于是我换了衣服准备下楼。站在楼梯上，我看见威廉和玛丽娅在楼下。我往下走，快走到楼下时，威廉一把抓住玛丽娅的胳膊，把她拉到旁边一间屋子，我想，天啊，他这是什么行为？我正想说早上好呢！当我走下最后一级台阶，玛丽娅笑着迎上来，说：“知道他刚才对我说什么吗？他说‘我要当场就娶你妹妹’。”
后来富举办了滑雪意外后的第一场音乐会。
几周后，富特文格勒又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了一场音乐会。这是他因滑雪事故而中止了七个月演出后的第一场。富特文格勒希望伊丽莎白能去，让玛丽娅来安排。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姐姐说：“他想让你去听音乐会。”我想，我不能去。这也太奇怪了。后来，富特文格勒给伊丽莎白寄了张签名照片。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他是1941年8月30日给我寄的照片。他在上面写道：“带着友谊与仰慕敬赠伊丽莎白•艾克曼。—— 威廉•富特文格勒”
我注意到他在背面还写了一行字：“给你，最可爱的朋友。”
可是我根本没把这些当真。当然我有点受宠若惊。要是我否认这点那是很愚蠢的。我对自己说：“我的上帝……”
伊丽莎白去听了音乐会。后来，她和玛丽娅一起去富特文格勒所居住的波茨坦和他共进晚餐。富想带她看看他的家。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他说：“我们再让她看看楼下的一层吧。” 玛丽娅同意了，并且起身往楼下走，我紧跟着她，这时富从后面抓住我并想拥抱我。同时他发现我把胳膊硌在他的胸前。我非常生气。尽管我没说话，可是我想他这样突然地抓住我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12月31日晚上，玛丽娅和我坐夜车去了维也纳。我们在元旦那天到达。富特文格勒的秘书来火车站接我们，然后开车去大饭店。玛丽娅和我走进房间，他拥抱了玛丽娅，对我说了句“你好！”他正在研究贝多芬《费黛里奥》的乐谱。他说“斯特劳斯音乐会总得跳华尔兹”。元旦那天，当然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我就站在那儿，看着这一切。那一刻我已坠入情网，就在1942年的元旦，早上10点至11点之间。
就在一瞬间，伊丽莎白觉得自己被爱神的箭射中了，她觉得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她知道，与她坠入情网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指挥家。一切都像是童话，但事情的确发生了。有一次，男高音歌唱家马克斯•劳伦兹和他的夫人洛特•劳伦兹邀请富特文格勒、伊丽莎白和玛丽娅出席他们的一个宴会，伊丽莎白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富当然愿意去。玛丽娅和洛特在聊天。威廉抓住我的手，和我一起跑下台阶。然后他抱着我，吻了我。我也吻了他。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当时非常快活，我幸福极了……后来我回到威斯巴登的家。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再后来发生了一件悲伤的事。金丝雀死了。大家忘了喂它。我清楚记得当时我就想：这不是个好兆头。于是我给他写信：“亲爱的富，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但如果你真的相信我说的话，你就真会有麻烦。在他收到我的信之前，我已经收到他的两封信了。而且，他一直不断地给我打电话。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他不断地打电话，总在早上六点钟。后来，电话也难打通了。那是战争期间，1942年。他们好几个月都没有见面，其间写了许多信，打了许多电话，直到六月，才在富特文格勒母亲居住的海德堡见了面。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让我想想……他先写了首诗。那是1942年1月10日，“磨坊主的轮子虽然会坏，但是爱情没有尽头，当两颗心分开时，他们像老朋友似的道别。”我碰巧发现了这首民歌，我一晚上没睡觉，在绝望中想到了这个主意。今后几天我要好好写这首歌。我最亲爱的，我无法改变，无法忘记你，你的威廉。如果你不再想读到我的信，写信告诉我，否则的话，你不用回信。”
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妻子）：从我们开始在一起，富就告诉我“我要娶你”，我说等等吧，“不，不，不，我们相爱，这就意味着是结婚”。结婚！富特文格勒！？玛丽娅的朋友们都说：“你那道德高尚的妹妹挺有心计的，富爱上她就是因为她这一点。”
或者说：“你这是故做镇静，所以他才会……”我确实坚持了六个月，直到不能再坚持下去为止。就是这样。后来他的离婚拖了很长时间我们才结的婚。当然，是绝对保密的。爱乐乐团以及家人，没人知道。
“艾克曼夫人，如果你愿意嫁给威廉•富特文格勒，请说‘是的’。”是的。
“富特文格勒博士，你愿意娶伊丽莎白•艾克曼吗？”别吃惊。他说“是的！”外面大厅里的每个人都听见了。而他还想着要保密。他把大家吓坏了。
1943年6月，两人结婚后不久，为了躲避对柏林的轰炸，伊丽莎白来到了林茨附近的乡村。第二年8月，富特文格勒在瑞士卢塞恩指挥音乐会后，伊丽莎白留在那儿并生下他们的儿子，安德雷亚斯。富特文格勒于1945年2月来和他们团聚，住在日内瓦湖畔的克拉伦斯，至今伊丽莎白仍住在那里。
有的专家说，指挥的左手和右手各有不同的作用。右手主要的任务是确定一部作品的速度，从宏观上控制节奏，在乐曲的开始和结尾的地方给予明确的指示。而左手主要负责调节声音的强弱，乐队的音色，以及不同声部和乐器的插入。但真正做起来，每个指挥都有自己打拍子的方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富特文格勒有一次在意大利给一个乐队排练，因为乐团中的大部分音乐家以前没有和富特文格勒合作过，当他打出摇晃而令人费解的下拍时，有的乐队队员以为是他的右手在颤抖。甚至有个人站起来说，大师，勇敢点。这说明，要正确理解指挥的手势，得靠乐队和指挥家之间的长期默契。
富特文格勒：我们不能把自己和过去截然分开。从创造力这个角度看，我们试图在每件往事中找到自我，在往事中看到现在，这是我们的天性。
富特文格勒五十年代就去世了，可他一直活在我们中间。塞吉乌•切利比达凯曾经问他如何演奏好布鲁克纳交响曲中的某个过渡部分。他回答：“这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声音。”他是根据现场而不是任何理论来指挥音乐的。
富特文格勒：指挥，就像任何一种诠释一样，是种瞬间的事，只能靠现场流露出来。你只能在当时才能感觉到对这声音应该怎么样。主要的工作不光是在排练中做，我认为是排练、现场各占一半，因为现场需要很多---每个瞬间、每次现场都是新的，作品又重生了一次。
对富特文格勒来说的确是这样，每个瞬间，每次现场都是新的。这就是他的所谓瞬间意识，即兴意识。他还说过，排练和现场各占５０％，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没有大局观，富特文格勒非常注意作品整体结构的统一。他反对的是拘泥于乐谱上的细节。所以有人说，他是按乐章而不仅仅是按小节、按乐句来指挥作品。
富特文格勒要求的不是细节的准确，而是为了向乐队传达一种意念，从而在内心中与乐队沟通。
说到富特文格勒，话题总离不开另一位指挥家，这就是托斯卡尼尼。首先，他们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两个人的音乐观念也不一样。托斯卡尼尼认为要忠实于原作，作品上标明的指示神圣不可侵犯。而富特文格勒认为，指挥家有权参与到作品中，用自己的意念和感受来解释作曲家的作品。与富特文格勒的变化多端相比，托斯卡尼尼的速度偏快，很少变化。在指挥的手法上两人也相反：富特文格勒的动作摇摆，手势的游移不定，托斯卡尼尼站在指挥台上毫不移动，身体笔直，手臂动作准确有力，干净利落。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体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托斯卡尼尼的指挥，从对应的角度显示了富特文格勒的指挥风格。其实，除了在音乐方面见解的不同之外，两个人之间还有一段历史公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斯卡尼尼为了反抗纳粹的统治而愤然出走，在美国成了国际文艺界反法西斯的领袖。而富特文格勒出于对德国文化的责任留在了国内，他认为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斗争只能在德国进行。为此在战时和战后，受到了托斯卡尼尼的长期责难。
在纳粹当政以后，富特文格勒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有人支持富特文格勒留在国内，希望他用指挥伟大的音乐来与法西斯抗衡。另一方面，以托斯卡尼尼为代表的观点则认为，凡是在第三帝国当指挥的就是纳粹分子。富特文格勒自然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他坚持音乐与政治无关。最终留在了德国，而且在战争期间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了很多艺术家。当然，他也做了一些妥协，而且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也被纳粹所利用。事实说明，这些所作所为影响了他的艺术，损害了他的名声。
战后，富特文格勒被禁止担任指挥。他被盟军指控是纳粹的同谋，至少是天真地允许自己被纳粹德国当作工具。关于他在第三帝国中的作用的报告被提交到了设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肃清纳粹影响委员会。
伊丽莎白：“亲爱的，这儿的事太多，我都不知如何下笔。主要的大事就是我要等到这周三，才知道奥地利的委员会是否收到了我和柏林之间的通信，他们需要根据这个来作出最终裁定。到那时我就知道结果了。如果他们没收到，我就得飞往柏林，那儿对我的指控最严重。”他是坐一架俄国军用飞机飞到柏林的。俄国人很想把他留在柏林。他们用大飞机单独搭载他一个人。在飞行途中，他想，也许我最后会被关在莫斯科，谁知道呢。可是他降落在柏林了，东柏林……
他还写道：“最亲爱的，我要告诉你，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有多爱你，没有你我不是完整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分开这么长时间。我睡不好，非常想你。这太痛苦了。我在盼着把你抱在怀里和看见我们儿子的那一刻。”在他写信时，我在11月生下了我们的儿子，托马斯，太好了，托马斯，我的第二个儿子。
在战时离开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和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反复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富特文格勒要留在德国？”他比其他人更有机会留在国外，完全可以成为反纳粹的领袖人物。他们的观点和托斯卡尼尼差不多。但也有艺术家觉得富特文格勒留在德国有作用。莱因哈特就对一个朋友说，你回到柏林请带我问候富特文格勒，告诉他，他留在德国是对的。其实富特文格勒也曾经犹豫过，但有个契机让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在巴黎碰到了已经离开德国的勋伯格夫妇。
伊丽莎白：当威廉甚至比勋伯格更绝望时，是勋伯格要他回到德国，去创造伟大的音乐。
“这是你的职责，也是真正的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勋伯格告诉他。富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在瑞士听到了各种消息。后来他听说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自杀了，不知是在墨西哥还是巴西。威廉非常尊敬他。他们从在萨尔茨堡时起就相识相知。
富开始时非常受打击，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尽管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等我们知道时，他已经死了两年了。可在德国，还没有人知道。然后富说：“我更早时可能也会这么干。”
我注意到他真的是在想象具体的情景。这句话明确道出了他为什么没有离开德国的原因。当勋伯格说“回去”时，富心存感激。连勋伯格都这么说了，威廉感到他必须呆在德国，和他所熟悉的人民在一起。
像斯蒂芬•茨威格这样的作家注定要受到母语的局限，但是像富特文格勒这样的著名音乐家其实在哪儿都可以指挥。
伊丽莎白：当然，这是真的。可是在当时，他有了和斯蒂芬•茨威格相同的感受。甚至也可能会承受不了，“我同样也可能无法忍受了”，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
1946年12月下达了判决。在以下五类：“证明无罪；政治同情者；支持者；轻罪犯和主要罪犯”之中，富特文格勒肯定是“政治同情者。”1947年5月，他和他的乐团在柏林团聚了。他在法庭听证会上说过，与我对德国音乐的深深关切相比，担心自己的音乐被纳粹用于宣传目的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孕育过巴赫、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的人民不得不生活在纳粹的统治下，我不能在德国最黑暗的时候离开她。毕竟，我是个德国人，不管其他人怎么想。
今天看开，富特文格勒在当是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在德国他被看作是个反纳粹分子，甚至有时生命都会有危险。然而在国外，他却被谴责为是纳粹分子。就是在战后，很多流亡的艺术家也反对与他同台演出。为了洗刷名声，他前后用了２年半的时间，这当中，像梅纽因这样的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也在为他重反舞台而奔走。在不能指挥的时间里，富特文格勒非常苦闷，因为音乐是他的生命。好在他还是个作曲家，在不能上台指挥的日子里，他至少还可以作曲。
“我想作曲，不干别的，只是作曲。我一直以来都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创造力不是源自轻浮或者虚荣或者自欺欺人。我的指挥生涯其实不值一提。指挥其实是我遮风避雨的一个屋檐，因为我的生命将以作曲家身份而告终。”
除了他在12岁时写的小提琴奏鸣曲和室内乐外，年轻的富特文格勒还为歌德，艾兴多夫（EICHENDORFF），乌兰德以及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CONRAD FERDINAND MEYER）的诗谱了曲。当富特文格勒一百年前写的歌如今在家里被唱给他的妻子听时，过去和现在又一次重叠在一起。在他十四岁时，他为迈耶尔的《海鸥飞翔》谱了曲。水面上海鸥的倒影，甚至比原诗还生动，因此诗人提出了自己到底算不算原著者的问题。
1954年8月，在去世前3个月，富特文格勒终于被说服，录制了他指挥的《唐璜》。他一直对录制现场的即兴演出持怀疑态度。直到他晚年录制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在听完唱片之后，他才没有像往常那样大发雷霆。
伊丽莎白：他开始工作了，而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事实如此，就像个弧线。你知道只要他一开始工作，就意味着要持续40分钟以上，直到最后。
在富特文格勒后来的岁月里，他的公开之爱和秘密之爱，即在指挥和作曲之间有了某种妥协。他找到更多时间来作曲，完成了他的第二和第三交响曲。他经常指挥演奏自己的第二交响曲。
“演奏我的交响曲，对我来说绝对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它带来了一个内心世界和外部更现代的世界之间的冲突……”
也许他现在发现，只有在作为指挥家的富特文格勒身上才能诞生出作为作曲家的富特文格勒。他指挥时，不能把自己的和不是自己的作品截然分开。每件作品都是新的，都像是自己的，都像是第一次演出。
１９４７年５月，富特文格勒终于又可以回到指挥台上了。复出后，他再次焕发了生命的活力。除了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外，还出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同时兼任欧美好几个乐团的客席指挥。在拜罗伊特、卢塞恩、萨尔兹堡和爱丁堡音乐节上，也常常看到他的身影。他还录制了大量的唱片。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能去美国。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战前他没能去纽约爱乐乐团接任托斯卡尼尼的位置，战后去芝加哥交响乐团担任指挥的愿望也落空。随着年事的增长，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弱。
大约在１９５２年，在患了一场肺炎后，他开始失去听力，当他害怕再也不能体会爱的感觉时，富特文格勒产生了死的念头。
伊丽莎白：这是他的决定。并不是说他要自杀，而是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对我说的。晚上他把我叫醒，说：“知道吗，我会死于这次感冒。”我说，你呆在床上，我去给你拿早饭。当我拿着托盘进来时，他把被罩套在头上，像个小孩。当我走到床边，他把被罩一扔，已经穿好衣服，跳下床。“我不喜欢在床上吃早饭。”他说：“我快要死了。”
富特文格勒持续感觉不好，医生让他住院。1954年11月，伊丽莎白陪他来到巴登-巴登。
伊丽莎白：我走进医院病房，护士走出来，这时富吞吞吐吐地对我说：“知道吗，他们都认为我在这儿可以恢复。我知道我要死了。但他们不这么认为。”我想，好吧，我会记住他说的话，等他病好了，我会提醒他，当初他让我多么担惊受怕。
然后走进来一位教授，忙着做他的检查，我离开病房。房间里净是医生，富不喜欢这样。等我回来，我说，我回来了，我抚摸着他。突然，他深吸了一口气，微微欠起身，长长地吐了出来，然后就去世了。
后来那位教授写了本书，讲到了富的死：“当有人决定要死时，我们对他也无能为力。威廉•富特文格勒就是这样。他坚信自己就要死了。”当他离开家时，他向孩子们诀别。只有托马斯相信他。托马斯感觉到了他的恐惧。其他人都不相信。他们说：“爸爸走下楼梯时身体是那么棒……”托马斯很不安。
伊丽莎白：今天，克里普斯太太说：“哦，那是老学派了。”而我说，根本不是。这事关一场演出到底是精彩还是蹩脚的问题。比如，“伤感派”就有许多可怕的东西。可“老学派”呢？她并没有恶意，她对我说：“你应该跟过去说再见了。”可我不能让富特文格勒做的一切就这么过去了。我不能让富特文格勒先生走。
富特文格勒已经故去50周年。他的意义在于，他把自己看作是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化身，尤其是贝多芬、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化身。在他的一生中，光指挥贝多芬的作品就有一千好几百次。这在音乐史上就绝无仅有的。指挥家比彻姆说，他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而为人也很诚实。在德国最糟糕的日子里，他保护过弱者，帮助过无依无靠的人。我的颂词是对一个具有非凡素质的人而讲的，今天我们已经很少见到这种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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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7-12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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