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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声》作者:严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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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3 12: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江苏省南京市
(一)
  
  电影《无间道》里,梁朝伟与刘德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音响店。他们之间有一个经典的对话:
  华仔:请问,有没有人啊?
  伟仔:什么事啊?
  华仔:哦,没有没有,我想试试这个。
  伟仔:你用什么喇叭?
  华仔:没有,有什么好介绍?
  伟仔:这部,标准的港产货,一万多,加上一千多的本地线,抵得上十几万的欧洲货,高音挺,中音纯,底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来,过来。
  音乐声:(蔡琴《被遗忘的时光》)
  伟仔:感觉到没有,就好像在你面前唱一样。
  华仔(从一边拿了另一个喇叭):来,你试试这个,听老音乐呢,用这个比较好。
  
  任何一个音响发烧友看到这里,相信都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音响,如同影片里黑帮贩卖的毒品,一旦沾上,就会变成一种《无间道》主人公之间的那种宿命。在起步的时候,也许仅仅只不过是数百元的WALKMAN或MP3,终点呢?没有终点。从整机的CD、功放、喇叭、信号线、电源线,一直到机子里的保险丝、电位器、电容、电阻,每一个环节都有不断升级和无穷折腾的余地,以满足耳朵对声音的越来越夸张的欲望。花几千块钱买3只木头钉子,垫在CD机的下面,这会被视为非常理性的行为。香港的烧友,用超导材料做信号线,价值一百多万港币。梁朝伟向刘德华介绍的那万把块钱的器材,在老烧的眼里只能是个笑话。看来,长在身上的任何一个感觉器官,只要给它一线机会,就会孜孜不倦地寻找有效突破。
  
  我也勉强可以算个半吊子音响迷,属于音响发烧群体中的一个子集:耳机发烧友。不要小看这支队伍,它应该是今天发烧友中最活跃、发展最快的一支队伍了。也不要小看小小一副耳机潜藏的巨大能量。德国森海塞公司出品的奥菲斯耳机,连原配的耳机放大器在内,价值20万人民币。据一位听过的朋友说,他用奥菲斯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那个声音一出来,他的眼泪也就跟着出来了。音响界著名人士,台湾权威杂志《音响论坛》总编刘汉盛先生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叫《以耳机为师》,他说,“并非语出惊人,耳机的音质更美更正确。”
  
  我很相信弗洛伊德的那个看上去既粗糙又荒诞其实却深刻无比的“原初场景”理论。冤有头,债有主嘛。成人以后的一切,从不良嗜好、强迫行为到到各种变态的性取向,统统可以追溯到童年的遭遇。就本人而言,对声音的迷恋,可以清晰地定位到1975年我在南通县五窑公社小学读四年级时候的某一天,一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一本叫作《矿石收音机》的书。不要小看那个时候的农村,也不要小看那个时候的小学生。我们相互换看的书,从《林海雪原》,《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到《计划生育手册》,品种相当齐全。这本《矿石收音机》里面讲,到中药店里买一种叫做“自然铜”的药材,用一根细针顶住,一头接一根天线,另一头接耳机,就可以听到远方电台的广播。天下竟有这等神奇之事?天线在铁叉子上绕两圈就可以了。"自然铜"用几块水果糖的价钱就可以买到。困难的是耳机,实在是难找啊。就在我四处打听,几陷绝望之际,有个同学竟然主动找上我,向我出示一只百裂千创,里面的线圈都暴露在外的旧耳机。我想都没想就掏出了自己收藏的所有宝贝(大致包括弹弓、火柴枪、钢珠、香烟壳子等),把它换为己有。
  
  我的第一只矿石机不太成功,声音轻得像蚊子一样,可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还是激动得浑身发抖:这是从天上传过来的声音啊,远隔千山万水,没有形状没有味道,可是我竟然用自己的双手把它捕捉到了。这样的第一次,这样的成就感,一生当中能有几回?其实即使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最原始的矿石机的声音也还是有它极端HIFI的一面,因为不用电源,没有放大,失真度比今天最高级的音响都要小。
  
  1976年,我父亲平反恢复名誉,那一年暑假把我放到南京章品镇伯伯家里。我已经读过不少《少年电工》、《少年无线电制作》之类的书了,可都是纸上谈兵,没有钱,没有零件,一切都无从着手,而心中的渴望却被一知半解的制作原理和线路图刺激得更加旺盛。那时候南京夫子庙有个电子元件市场,我每天都会冒着酷暑从鼓楼青云巷走到新街口,去夫子庙瞻仰我心中的神灵: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磁棒、变压器。无限向往,无限期待,无限无奈。我没有能力在夫子庙买任何一样零件,因为我没有一分钱。
  
  后来家搬到南通城里,经济条件有所好转,我陆续添置了万用电表、电烙铁,和各种电子元器件。我从单管来复再生机、双管机,一直做到七管超外差收音机,那个阶段我整个人生所追求的目标是:怎样把声音弄得更响。
  
  成年以后,迷上音乐的同时,我也结识了一些音响发烧友,非常惊奇地发现与我年龄接近的发烧友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小时候从“矿石机”起步,然后是单管机、双管机一路做上来,最后陷入HIFI的泥潭。我们这些人,只要一说起2AP9、“啸叫”、“推挽输出”这些古旧的术语,就会呼吸变粗,眼睛闪闪发亮,彷佛是对上了黑社会里的江湖切口,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同志。按理说,HIFI是全世界共有的热潮,比如大名鼎鼎的李欧梵先生就是一位发烧友。但是我们中国大陆的 HIFI客都有如此共同的前HIFI的土烧经验,这就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了。或者说,可不可以算是全球化中的地区性差异?我们当年迷恋矿石机,正是精神和物质都极度贫瘠的年代,很多地方都像极了中世纪。可就在那种闭关锁国的形势下,一群群的孩子,用他们省下来的硬币,捧回来一块块的“矿石”,在晾衣服的架子上装起天线,痴迷地捕捉着来自天空的一波波微弱的信息。你也可以说这是贪玩,也可以说这是HIFI的萌芽,也可以说这是知识探究的本能,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种对天空和声音的永恒的渴望。
  
  
  (二)
  
  我做收音机,和父亲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其实我父亲自己也可以算半个音响发烧友。当然他自己是决不承认的,因为他是所谓的“音乐发烧友”,此类“音乐 发烧友”多认为自己重精神不重物质,重音乐不重器材,甚至会对所谓的“器材发烧友”产生偏见。但是他就亲口告诉过我,“文革”前在福州的时候,一共买过五只电唱机。后来被开除党籍,下放劳改的时候,竟然不知死活,把其中的一只剥掉外壳,剩下机芯,藏在纸板箱里,带到了农村。他自己回忆的时候也说这样做真是疯了,因为所有的唱片(将近一千张)都已经“处理”掉了,空留着机芯又有什么用呢?
  
  文革一结束,他立刻故态复萌。南韩有一个短波台每天有七八个钟头的古典音乐,他为此买了一只当时最高品质的海燕收音机。光听一遍是不过瘾的,于是又买了一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的601型盘式录音机,一个在当年骇人听闻的奢侈品,要四百多元一台(那时候平均月工资也就几十元)。为了整理录下来的节目,竟然又去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601。再过两年,街上开始出现所谓的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父亲去老朋友家听过一次之后,心里滚上滚下的,不能忘怀。终于,在辗转托人之后,一台夏普AP9292从厦门走私者那里来到我家。那天晚上,父亲基本上没有睡觉,他半夜里爬起来把随机的试音带(一些火车的声音和 “绿袖子”)听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那机器上大大小小闪烁跳动的红灯和两尺宽的“立体声”给彻底迷住了。我还记得该机的一些参数,比如说性噪比是 50DB,这在当时已经相当可观了。南韩电台和601们完全失宠,一台送给我表哥,另一台随着笨重的磁盘被我扛到了大学的寝室,成为室友们天天诅咒的对象,最后竟不知所终。
    
  但是,父亲的音响“发烧”,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就定格在这台夏普四喇叭收录机上了。补发的工资逐渐被书籍和磁带和家用耗尽,当物价开始起飞的时候,他的退休金就更加跟不上形势了,要到1994年,他才拥有了第一台CD唱机——还是 Walkman的,只能用耳机来欣赏!因为过度的使用,那台夏普收录机后来的模样惨不忍睹,几乎所有按钮都已歪歪斜斜,机壳由原来的银色变作漆黑——感谢他在家里伺候了多年的蜂窝煤球炉里发出的煤气。
  
  他周围有几个朋友逐渐开始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发烧音响。他们知道他非常迷恋音乐,总是热情邀请他去他们家中欣赏。或者,干脆愿意把音响搬到我家中来给他听。对此他一律严词拒绝。他说,害怕听了以后没法再听自己的设备,那就糟了。我想,这就暴露了他并非真正的“音乐派”,因为真正的“音乐派”应该是无所畏惧,无视一切器材的存在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音乐派”?
  
  这时候,他成名了,在70岁左右的年龄,因为一本叫《乐迷闲话》的小册子和《读书》杂志上“如是我闻”的专栏。我呢,也已经工作了两年,小有积蓄,咬咬牙齿,到苏州河边的国际音响广场买了一台英国的剑桥功放和一对加拿大的丰韵音箱,总共花了四千块钱。十年前这对工薪阶层来说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那时候我力气也比现在大,一口气急匆匆扛回南通,孝敬老爹。当时恐怕也是意识到像他这样国家级的音乐爱好者,如果再接着听收录机和随身听的话,会对国家名声有所不利。至于CD机,我实在是无力购买了,在那一刻,我已经为国为家用尽了自己全部的力气。
  (三)
  
  我的音响发烧,从耳机开始,最终又回归耳机,这应该也是一种宿命吧。曾经有一段时间飘零在外,考虑到回国时候的携带问题,就把目标锁定在轻便之物上。那时候周末的时候常去秋叶原的一些音响店去逛,那里摆着各式各样的耳机,随便听。一开始我很惊奇有些耳机竟然能卖到上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但是一听之下,也就理解了。它们值这个价。最后,我买了一副SONY的CD3000,算是SONY 的次旗舰耳机,在它上面还有R10,那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名器了。这是我耳机发烧的起点,也是后来无穷折腾的开始。因为要让耳机发出更美更正确的声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面有档次的问题,风格的问题,匹配的问题。比如我最初买的CD3000,名则名矣,实在不适合听古典,低频太强,高频太亮,有失平衡。我换来换去,最后换成森海塞的HD650,这才是听古典的耳机。但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耳机放大器的选择和配置。一般的 CD机、MP3播放器或声卡都难以提供足够的电压和电流来驱动耳机,需要所谓的耳放来产生对耳机的推力和控制力,以获得较为理想的声场、动态、解析和三频(高频、低频、中频)。一台优秀的耳放,在国外动辄上千甚至上万美元。国内的耳放市场也是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在追寻终极耳放的过程中,我逐渐开始接触到一个庞大的、疯狂迷恋耳机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叶立和他的8P系列耳放。
  
  这是一个近乎被神话了的人物。他的制作涵盖发烧音响的众多领域,包括解码器、电子管功率放大器、耳机放大器、电源净化器等,在每一个领域的作品都取得了辉煌的名声,被称之为“神器”。拥趸们甚至在网上专门为他设立了论坛。但是,听他的作品的人并不多,能有幸拥有的人就更少了。原因很简单,叶老师的作品是不对外卖的,只提供给极少数他认为值得拥有的人。
  
  在国内某著名耳机论坛努力打拼两年多以后,我终于搞到了一台叶老师亲手制作的8PR耳机放大器。我甚至赢得了一个耳烧界的高层人士的信任,通过他的牵线搭桥,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我敲响了叶老师家的门。初一照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传说中的叶老师,是一个饱经沧桑、德高望重的老人,而我眼前站立的,却是一个满头黑发,英姿焕发的中年人,亲切、和蔼、温润的笑容中蕴涵着高华的气度。但是,传说是对的,叶老师告诉我,他确实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环顾四周,我的疑惑立刻被敬畏和艳羡所替代。小小的屋子,朴素简洁,没有时下人们追逐的任何时尚的痕迹。但,这是一座确凿无疑的宝库。所有我们在论坛上好奇的、传闻的、争论不休、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些叶氏作品,都随便地散落在各个角落:冰箱旁,餐桌下,书架上。他的工作间,也就是听音室、会客室和卧室。工作台上堆满零件、工具和各类测试仪器,还有那只有着茶垢、上书“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其照片曾在网上广为流传。床边上是两只硕大无朋的 High End级别的B&W801音箱,其尺寸与斗室的大小完全不成比例。一代名机马兰仕CD15,在这里只能当转盘,输出数码信号,通过叶老师自制的 8C解码器,输出到自制的作为前级放大器的8PR,再接到自制的4分体8A后级放大器。
  
  这个8A,我没有见到前就很熟悉,早有网友多人被它惊倒,堪称叶老师登峰造极的怪兽级作品,每个声道单独放大,单独供电,所以需要4只巨大的机箱,里面用到的电子管,数都数不清(要知道市售的高档胆机,一般也就用数只电子管而已),耗电超过1000瓦,冬天可以代替取暖器,夏天则经常必须休息,因为与空调一同开的话,家里的供电会跳断!
  
  不能忍了,立刻就开始听吧。叶老师拿出一只奥地利AKG公司出品的K1000耳机,插在难以令人置信的8A上。这K1000也是一只充满传奇色彩的耳机,不是因为它的价格(现已绝版,市价8000元左右),而是因为它出奇地难以驱动,难出好声。K1000阻抗为120欧,灵敏度仅有 76db/mw,一般的耳机放大器根本无法将其制服,出来的声音干涩、单薄、绵软。然而,一旦驱动成功,其品质极为优异。所以,耳烧友们对K1000都是爱恨交织,视为畏途,又难以抵御它那强大的诱惑。叶老师的8A推动的K1000,早被人们评为难以超越的绝配,真实的效果又如何呢?
  
  当场放的是一张小提琴家穆特的名碟,《卡门幻想曲》。穆特不是我喜欢的演奏家,第一首“流浪者之歌”也不是我喜欢的音乐。可是那个声音一出来,我心中一片空白,剩下的唯有难以言表的震惊和感动。刹那间,耳机消失了,8A消失了,只有音乐在流动。我还能够听到穆特的手臂在上下挥弓,她的身子在前后摇动(叶老师后来告诉我,这不是幻觉,而是多普勒效应、高次谐波的成分和相位等因素综合形成的效果)。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比现场还要现场的感觉,因为穆特不是在遥远的舞台上,而是在我的眼前。那种灵动的感觉,那种鲜活的印象,那种声音造就的虚拟现实! 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又有多少人听过推到这种程度的K1000?
  
  不能再听了,否则回家后会无法面对自己的设备(父亲永远是正确的!)。我得提醒自己这样的耳放世上只有一台,那是不计时间,不计心力,不计成本的概念作品。放下K1000,回到现实,我如梦初醒,心有所失,一片茫然。
  
  
  (四)
  
  叶老师告诉我,他从上世纪50年代,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迷上无线电。那时候考试很少,学生负担不重,学校里有各种兴趣小组,鼓励孩子们的业余爱好。也因为这个爱好,他一鼓作气考上了南开大学的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电子部北京无线电专用设备厂。这是个军工企业,一个车间就生产一个产品,叶老师后来做到车间主任。这主任非同一般,手下有300多号人,从设计到生产加工的所有程序都在里面。他们专门生产控制导弹发射车角度的装备,做的时候还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等到后来看国庆阅兵才恍然大悟。干了20年,对电路、电器设备、自动控制的各个环节了如指掌。我想,这恐怕也是为叶老师后来的音响 DIY打下了充分的技术基础。叶老师的作品整体感强,这也同他当年统筹全面掌握生产环节的经验有关吧。
  
  叶老师结婚的时候,他母亲给了两千块钱,对媳妇说,存着,利息给叶立玩无线电。那时候利息高,每年有一百多块钱。其他方面,抽大众烟,喝便宜茶,就尽量省吃俭用啦。他买来喇叭纸盆,自制音箱,自己设计和制作放大器,家里的收音机和电视机也全是自己动手做的。到70年代末,也就是差不多我父亲购入夏普录音机的同时,叶老师以他自己的方式与我父亲殊途同归了。他弄到磁头,自己设计电路,做了一只小砖头机,后来又升级到立体声磁头和立体声放大器。
  
  80年代中期,北京图书馆扩建,叶老师被调进去,分配到音像资料组。他自嘲在里面是个高级打杂,从设备维护、会议扩音、采编、咨询、外事活动、现场录音,什么都干。遇到某些关键时刻,更是非叶老师不用。比如中央领导来开会讲话,音响系统是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的。馆长说:老叶掌握得好,领导不挑刺。在北图,叶老师近水楼台,把世界音乐史、唱片史、音响技术史细细捋了个遍。
  
  对于耳机和耳机放大器,叶老师坦言接触较晚,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最早是在1995 年,看香港音响杂志,介绍美国HEADROOM公司出的电池耳房,很迷你的形状,接随身听用。当时很奇怪:耳机直接连到音源不就能出声吗,要耳放干什么?很好奇,想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再看那篇文章,里面说电子管做的耳放效果更好,也更昂贵。好吧,那就先做电子管的吧。用的是EL42的管子,给自己的作品随便编了个号叫TA26,完全自己设计,也没什么参照。然后自己买了个耳机,森海塞当时的旗舰HD580,一听之后,果然觉得声音很不错。朋友听了也喜欢,就帮他们也做,但是EL42的管子不好搞,就换成EL91。
  
  在音响界大刮复古风,无“胆”(电子管)不欢的今天,某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的古董电子管成为发烧友疯狂追逐的对象,有的一对就被炒到上万元的天价。叶老师也是电子管的终身爱好者,但是他使用的电子管其实都相当普通,并不难找,价格也相对平易近人。但是他对管子的参数和配对值要求极高,尽可能要挑选同一时期、同一批次的产品,以保证其老化程度的一致性。通过仪器精心检测,一大堆的电子管挑选下来,只有极少数能够满足他的苛刻要求。
  
  这样的制作理念,当然就与批量生产无缘了。网络上对叶老师最大的批评,莫过于他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场,不能造福于更广大的音响发烧友。这真是对叶老师的莫大误解。本来他搞音响就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探究声音的可能性。在设计上,他几十年精研OTL电路,独树一帜,在圈子里被成为“OTL教父”;对于元器件,他千挑万选,决不妥协;在制作上,他完全靠自己的手工,精工细作,根本不考虑时间的成本。这样搞出来的作品,想要不好都难,但这也就注定难以满足大家的需求了。
  
  叶老师基本上不用昂贵的元器件,也就是许多发烧友津津乐道的所谓“补品”。他相信这并不是好声的关键。据叶老师说,这也是受到中医的启发。 1990年,他得了类风湿,这个病很不好治,家里找了个姓刘的老大夫,这是北京中医界泰斗级的名医。中医把类风湿看成是冷热寒湿不调,他的治法就是慢慢来调整,都是很普通的药,一次也就用一两味。有一次他开一大包,叶老师问他怎么熬,老先生说,把洗脸盆刷干净了就行。这就是因症施药,而不是乱补一气。这对叶老师后来选配元器件影响很大。
  
  叶老师不迷信补品,但是重视物理学基本定律,在设计和制作的时候,努力使元件的排列符合这些定律的要求。假如把8PR 的盖子打开,可以看到里面的线都捆得结结实实的,边上有白色的信号线,用塑料夹子固定住在机壳上,这也是从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引申而来的。根据最原始的电磁转换原理,变化的磁场产生电流。机器里一通电,这么多的线周围都有磁场,一旦出现颤动的导线或震动的元件,就会有电流。这电流可不是唱片产生的信号电流,而是干扰。导线捆起来,不光是好看,这里面有科学,是减少噪音和失真的手段之一。
  
  这样的做法是拼功夫的事。批量生产的商品机就不一定舍得这么干,因为必须考虑时间成本和效率,质量当然就难以保证了。在很多现代化的行业里,最精细的工作还是要手工来做,汽车制造业里最顶级的劳斯莱斯,至今仍是纯手工操作,一台散热器需要一个工人一整天时间才能制造出来,然后还需要5个小时对它进行加工打磨。人性的因素和科学原理不是对立的,在高级音响的领域,物理定律往往需要精细的手工来得到贯彻。
  
  不错,这样说来,在一个高度自动化的时代,我们的双手还没有被万能的机器完全超越,这还是颇为令人欣慰的。看来,人们对手工制品的迷恋也并非仅仅出于一种怀旧的心态。在音响发烧领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怀旧的情绪格外浓烈。不仅是怀念过去的音乐和演奏,也是怀念过去的技术和器材。这乍一看简直不可思议,在一个高科技日新月异、无所不能的时代,我们使用的音响器材难道还不如五、六十年代的老古董?老烧会斩钉截铁的告诉你:晶体管的声音不如电子管,CD的音质不如LP(黑胶唱片),而人手一只的MP3播放器,更是CD的一种堕落(所传达的信息被大幅度压缩)形式。这纯属新一代技术九斤老太的悲鸣,还是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现实?
  
  对此,叶老师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解读。他说,早期的电子器材,比如电子管,更从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定律出发。那时候的电路依据的是电动力学。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器材制作,应该说是和那些最原始的定律最接近。后面出来的东西,则变成参量接近。比如说,电子管中电流的形成,来自电子在真空中的运动,这是比较原始的电流方式。后起的半导体就不一样了,是依靠自由电子和空穴两种载流子导电的,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更“先进”的电流方式吧。晶体管是对电子管的一种替代,效率高,成本低,但晶体管并不能完全模拟电子管,更不能完全超越它。
  
  从LP到CD的“发展”也是如此,LP是对声音震动的直接记录,也可以说,它与真实的声音有着最原始的联系。CD呢?技术上是“提高”了,但增加了一些数/模转换的环节,其实是离开原初的声音更遥远了。LP是模拟的,因而是连续性的。CD 是数码的,也就是非连续性的,从理论上说LP携带的信息量要比CD更大。所以LP的声音要比CD细腻,高档LP播放机的高频频响极限几乎是CD机的两倍。引伸开来说,这里面甚至还有文化上的意义。为什么现代人如此急切地要怀旧?为什么他们总是谈论“回归”?为什么要弄出一波一波的“寻根”热潮?为什么在哲学上会有“回到事物本身”的命题?技术,使我们更加接近事实真相,还是不断远离世界的本原?
  
  这大概也是叶老师始终坚守电子管的原因之一。他说自己从小就和电子管打交道,折腾了几十年,对它的脾性算是摸得比较透了。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种好奇,想看看这些上世纪的老古董身上,是否还有可以继续挖掘的潜力。确实,胆机(电子管机)的声音既醇厚大气,又宛转雅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华美和光泽,也可以说那是一种温暖阳光、非常人性化的声音吧。在一个廉价的“数码声”日渐泛滥的世上,人们怀念和重新追寻那种更加自然的“胆味”或者说“模拟声”,也是情有可原的。也许是和“胆”们相处日久的缘故,我总觉得叶老师身上也有一种“胆”味,人“胆”相照,莫逆于心。那是一种沉着自然的气质,一种与时光相互守望的毅力和决心。在和叶老师交谈的过程中,他反复提到“最基本的”、“最直接的”、“最原始的”这样一些词。我想我应该是弄懂了他的意思。叶老师设计制作的电子管机,已经达到了一个公认的高度,但他始终是一个真正自得其乐、超越功利的DIYer,他依据的是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使用的是最普通的材料和工具,与自己的作品之间当然更是最直接的亲手制作的关系。也许,就在这些最纯粹的关系之中,他获得了最良好的心态,这也是他看上去显得如此年轻的原因吧。
  
  一个人,无视时代大潮的奔涌,在一个喧嚣纷乱的世界中,静静地寻找自己想要的声音。他得到的是安宁,听见的是幸福。

                       ——摘自《读库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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